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……这就决定了梁启超的“新意境”“新语句”和“旧风格(旧形式)”三结合说,“新语句”是“万丈高楼平地起”的语言基础,也就是说——新词入诗是旧诗革新的最基础挑战。
……
我们比较三家所用的诗体资源,可知这两种诗体的重要性有不同的升降过程:黄遵宪亲近竹枝词;周作人对竹枝词和打油诗都有兴趣,但以“诙谐”为统摄,偏向打油诗;聂绀弩则完全倒向打油诗。事实上,革新诗人越往后,越倾向写打油诗,而不写竹枝词,如“何妨赌猪头,抵当辩证法”(鲁迅《教授杂咏四首》其一),“武二过岗三碗酒,老夫度日二锅头”(黄苗子《咏酒呈宪益》),“玉楼正缺承包匠,早去能拿回扣钱”(杨宪益《无题》),“狗皮膏药能医病,人血馒头不解馋”(邵燕祥《人生》),“杯中直沽高粱酒,盘里天津胆固醇”(吴祖光《送别丁聪》),“百万庄中穷措大,洋文局里土诗人”(荒芜《自嘲》)等。这是因为竹枝词长于报道纪实,拙于言志抒情,随着现代报业的发展,它对于旧诗革新的功用越来越小,最后被打油诗取代,故黄苗子称:“近世诗以打油为高(此亦世风所关)”。
……聂绀弩则喜欢以旧诗最难“消化”的现代新词入诗。这些词的使用难度远远大于俗词,聂氏的解决方法是用对句来“消化”,称“对对子很好玩”(《散宜生诗·自序》)。像“先生自似庄齐物,明日倘逢党整风”(《答雪峰》),“胸中早有辩证法,舌底犹翻花样经”(《赠电工小蒋》),“枯对半天无鸟事,凑齐四角且桥牌”(《即事用雷父韵》),“孙行者出火云洞,猪八戒过子母河”(《对镜》其二),“十载班房资本论,一朝秦镜白头翁”(《八十》其二)等,聂绀弩通过对句的正反“词语对撞”,创造出一种类似于超现实主义者所宣称的“缝纫机和雨伞在解剖台上偶然相遇的美”,以此实现梁启超倡导的“新意境”。……
……
……说明他们在超越打油诗上遇到了瓶颈。
其中根源是什么?笔者百思不得其解,最近才豁然开朗,那就是——在他们内心深处,依然奉文言诗为正统,自居异端,并未明确意识到——现代汉语完全可以在旧诗中取代古代汉语。汪曾祺认为:“语言它本身不是一个作品的外在的东西,而是这个作品的主题……语言跟你所要表达的内容是融为一体的、不可剥离的。没有一种语言不表达内容或思想,也没有一种思想或内容不通过语言来表达。”他谈的虽然是散文,但诗歌更是如此。周作人说主流旧诗是“正式的诗”,自居外道;聂绀弩1979年致信彭燕郊坦承“我写了一些诗,只为无聊消遣。不计工拙是假,不知工拙是真。无人可问,更无人可面谈,只好胡写下去。不料有人在背后谈了,甚至有人找上门来要诗了。人们背后谈我别开生面,独辟蹊径,开七律未有之境。渐渐我也听说了。可怜我连熟面,正道,已有之境一概不知,哪能谈到这些”。可见他们对自己道路之不自信。语言是能折射使用者情感的,如果一名革新旧诗的诗人依然认为,文言旧诗才是“正统”;那么,他所用新词必然是别扭、不自然的。诙谐本身即意味着怪异和非常态,正如聂绀弩所说的“所谓滑稽者,打油也。奇才者不正之才也”(1981年11月致杨玉清信),以诙谐、滑稽、打油来运用新词,说明他们本质上还是奉文言为正统,对待新词只是一种猎奇的“东方主义”,并不具有发自内心的亲近。
根据汪先生的观点,我们还可推论——周、聂的新词运用,不仅是一个“语言问题”,而且是一个旧诗诗人能否在现代社会获得诗意的“思想问题”。举例说,唐人张谓有诗《早梅》:“一树寒梅白玉条,迥临村路傍溪桥。不知近水花先发,疑是经冬雪未销。”其中诗意是我们能欣然感同身受的,但是请问——我们在面对“手机”“冰箱”“二锅头”“立交桥”等现代事物时——是否也能如同面对梅花一样,产生诗意,而不只是诙谐?这个问题貌似愚蠢,其实是一个严肃的诗学问题——难道我们之于现代社会,只能体验到诙谐?归根到底,这是诗人的语言、情感和思想跟不上现代社会发展,缺乏赋予诗意的能力。
……
……这些说法都有道理,然而“千淘万漉虽辛苦,吹尽狂沙始到金”,这些新词创造了新的词语组合,启迪了新的诗性可能,创造了新的诗歌意境。在语言中淘金正是诗人之本分,何况其中蕴藏诗性的崭新可能?中唐俗文学的兴起,为元白长庆体提供了丰富语料;同理,网络新文化的兴起,也为未来的旧诗发展提供了丰富语料。更何况,人为主体,词是工具,它们是“恶俗”还是“文雅”,是“浅薄”还是“深刻”,最终还不取决于使用者?旧诗讲究炼字,最怕无米下锅,新词井喷,可谓“时来天地皆同力”,嗤之以鼻,避之不及,则失之交臂。
据笔者的经验,不同词汇入旧诗是有难易差别的:动词和名词最重要,俗语次之,最后是形容词(因为几乎没变化)。如果说,新名词较中性,那么,新动词及新俗语则蕴含强烈的草根诗性,最能彰显一种语言的特色,也最难运用。钱钟书批评黄遵宪“诗有新事物,而无新理致”,这是因为:以新词入旧诗,运用新名词较易,运用新动词和新俗语却难。这要求诗人对新词能欣赏,有亲切,同感情,而不是一副降尊纡贵的姿态。黄遵宪对新事物有好奇,却无感情,故他倾诉私人情感的时候,就很少用新词。这就不奇怪,黄遵宪和周作人诗吸纳新名词,几乎不用新动词和新俗语,因为他们的士大夫趣味难以欣赏,更难运用,反是平民趣味的聂绀弩更有敏感,无怪乎冯雪峰夸奖聂诗“新语言兼新感情”(聂绀弩《雪峰以诗见勖依韵奉答》二首其一)了。
还要指出,新词是“新语”,却不一定是“诗语”。它如璞玉,既有待诗人的“发掘”,更有待诗人的“发明”。像“文章信口雌黄易,思想锥心坦白难”(聂绀弩《挽雪峰》),“坦白”本来是办公文件里的一个干瘪动词,聂氏顺手刷进诗句,却“擦”出了剧烈诗性。这已不是一个“发掘”,而是一个“发明”。这正是诗人的价值——发掘这个世界的诗意,如果没有——那就发明它。
而这一切,必须从拥抱新词开始。
……
然而征诸历史,语言系统的特点是“天无二日”,必以一方为主,“语言是存在的家”,没人愿意在家里拘束自己,故没人把“洋泾浜话”当母语。新诗人穆旦有一首名诗《五月》(1940):
五月里来菜花香/布谷流连催人忙/万物滋长天明媚/浪子远游思家乡//勃朗宁,毛瑟,三号手提式,/或是爆进人肉去的左轮,/它们能给我绝望后的快乐,/对着漆黑的枪口,你就会看见/从历史的扭转的弹道里,/我是得到了二次的诞生。/无尽的阴谋;生产的痛楚是你们的,/是你们教了我鲁迅的杂文……
文言和白话并列,似乎是共存关系,然而目的是挖苦文言旧诗脱离现实,骨子里还是以白话为主。同理,旧诗不以现代词为主,就必须以文言词为主,是不存在其他选项的。
……
正如笔者反复申明的——旧诗是一种诗歌形式,它跟文言和古代“有联系”,但不是“必然有联系”。这就像——科学源于宗教,至今还保留不少宗教术语,但不等于科学永远属于宗教。同理,旧诗出自文言,但不等于旧诗永远属于文言或者古代。毕竟,归根到底,诗歌源于生活,属于活人。现在提到旧诗,世人容易想到屈原、陶潜、李白、杜甫,但不会想到但丁、莎士比亚、歌德、小林一茶;容易想到老子、孔子、庄子、佛陀、六祖,但不会想到柏拉图、牛顿、达尔文、图灵、尼采;容易想到黄鹤楼、乌篷船、夜光杯、竹叶青,但不会想到智能手机、3D打印、自动驾驶、宇宙飞船,等等。这样一种“自我博物馆化”,笔者以为是一种“自损”。文言和古代只是旧诗的“过去”,捆绑太紧是会损害它的“未来”的,实际上,也已损害了它的“未来”。如果我们意识到,旧诗跟文言和古代没有必然联系,则可放飞旧诗,让它去探索更广阔世界的诗性可能,而不必缚其手足。……
……
……语言是“不凝滞于物,而与世推移”,“从流俯仰”的,认为“古话”才有诗性,跟孔乙己炫耀茴香的“茴”字有四种写法,本质上是一回事。新词和新典蕴含着强烈的“诗性可能”,旧词和旧典像泡久的茶渣,固然还能冲泡,但味道到底不好。张先生鄙夷新语,自我设限,反而损害了自己诗才。反之,老友启功认为“我们生活在新时代,不可能完全回避新词汇、新语言。如果在大量的作品中居然看不到任何新语言,那我们真要怀疑这些作品到底有多少新思想、新内容了”,强调旧体诗必须“巧妙而恰当地使用现代词汇,现代典故”,最后反能独辟蹊径,自成面目。
——杨志《旧体诗的白话历险:以周氏兄弟和聂绀弩为中心》
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/kOvMiiYJ6ZWWpxM-vIP3_A
摘者注:
友云:觉得今人写旧体诗总有股臭味,这篇解惑。
另,目测全文,无女诗人出现,原因不赘述我也赘述不出几个,比较下新诗的情况要好一些。
再另,文中所提张中行《门外谈禅》,一搜,发现张中行的是《禅外说禅》,《门外谈禅》是葛兆光的,疑作者记错了。